第一部分 黑龍江中國北方民族的母親河
整體展廳通過空間氛圍營造,以場景復原接景畫的形式,配合動態影像,全景生動流域美麗的自然風光,物產資源。
豐富展覽形式,以更科學合理的手段展示文物資料,重點實物仿制永寧等碑,以環島展臺形式陳列,方便觀眾進行全方位觀賞。
第二部分:十七世紀的中國黑龍江流域和中俄《尼布楚條約》
以圖文為主講述中俄雅克薩戰爭的經過,保留油畫藝術創作,帶來藝術角度的視覺沖擊力。
第三部分: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黑龍江流域
通柜集中陳列珍貴文物與展板,結合互動展項,增強了展示的趣味性。
第四部分:俄國武裝船隊強行進入中國內河黑龍江
“通過鎖鏈、金屬等營道烘托璦琿條約簽訂的場景。
藍灰色空間營造逼迫、緊張的空間氛圍,兩側展墻象征國土分離、家園破碎,璦琿條約劃界圖用精確投影展示。
頂部可以用巨幅展板,展示同時也可對天光進行一定的遮擋。原展墻和展柜的凌亂問題也能解決,形成有序而統一的展示效果。
第五部分:“庚子俄難”和瑗琿被毀
重點文物,“吉林”子彈和矛。藝術裝置的融入,強有力的烘托百姓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偉大壯舉。

全球展廳設計專家以挑選自2000年以來過去20年中最具影響力的展廳項目。決定他們選擇的主要標準是:展示重大創新、靈感,并提高了展陳設計的標準。篩選的項目的廣度令人驚嘆。但也許并不奇怪,這些項目是根據同行評審和評判設計的卓越性。

寧波彌勒博物館整體工程耗資9億,在打造的數字禪境中,彌勒佛的微笑被流動的數據與光影重新勾勒。然而,比這尖端科技更引人注目的,是佛前那群雙手合十、神情專注的年輕人。他們不曾誦讀艱深的經文,卻在心中默念著關于考研、升職、加薪,脫單的愿望。

聚焦于“對談式”的思維方法,將三星堆作為古蜀文明的整體有機構成,不局限于“物”的客觀化知識載體,而是“以物論史”、“由物及人“,通過“無界化”的設計表現方法形成對古蜀文明原始生活語境及精神世界的再現與重構,跨越時間的距離、跨越物與人的距離、跨越地理范疇的距離、跨越族群文明的距離,通過“整體主義”的設計視角,由“文化”的維度構建“他者說”的古蜀歷史,讓觀眾在文物中能夠看到古蜀人,看到古蜀文明,看到異域同輝的華夏文脈,和閃耀于世界同期青銅文明的獨特遺址的意義和價值。

射陽,這片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土地,以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發達的農業和得天獨厚的海洋區位優勢,成為碳匯經濟發展的沃土。在這里,碳匯經濟主題館以其獨特的視角和詳盡的展示,引領我們深入探索碳匯產業的奧秘,共同見證射陽在雙碳經濟道路上的堅實步伐。

在洛陽市大唐宮建材城,藏著一家超有質感的瓷磚展廳,其簡約而不簡單,給人沉浸式選材體驗。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史陳列,立足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聚焦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挖掘歷史細節,突顯關鍵人物,全面生動準確地展現中共三大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貢獻。

三線建設作為我國特殊歷史時期的重要戰略布局,不僅奠定了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基礎,更孕育了“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寶貴精神。這一精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繼續發揚光大,成為推動西部地區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三線建設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區域開發實踐,雖以戰備為主導,但實質上奠定了西部地區工業體系的初步架構,也塑造了干部群眾的精神風貌。進入新時代,西部大開發從整體布局中再次被推向前臺,其目標不僅是補區域發展短板,更是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腹地。

遂昌博物館坐落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三億畬族鄉高碧街村石板橋自然村,南側為三際線公路,西側為環城北路,北側和東側為山體。該項目用地面積16943.4平方米總建筑面積13730.57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積4724平方米。其中陳列開放區面積3280平方米包括常設陳列、臨時陳列、拓展性科教空間等。

從實踐角度看,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我國糧食產量不斷邁上新臺階,脫貧攻堅成果持續鞏固拓展,守住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鄉村發展、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重點任務有序推進,鄉村振興取得了階段性顯著成效,廣大農村面貌煥然一新。這充分表明,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開局良好。同時也要看到,我國農業基礎總體上仍然薄弱,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還有短板,這些都制約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二十大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重要部署,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從政策角度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后,我國“三農”工作的重心已經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同時,在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對擺脫貧困的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過渡期內要保持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2024年是我國打贏脫貧攻堅戰、進入過渡期的第四個年頭,2024年提出有力有效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路線圖”,開始把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線。2025聚焦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作出部署。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到“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既反映了我國“三農”工作重心的轉移,也體現了鄉村振興內涵的拓展,前者強調的是全面推進,后者更加注重全面振興。